我国宋代以二程为代表的洛学和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在思想上是一脉相承的。洛学道统南渐的过程中，一传杨时，二传罗从彦，三传李侗，再传朱熹。杨、罗、李三人可以称得上洛学道统化转闽学的重要人物，由于他们三位学人的桥梁作用，才有了南宋理学家朱熹成为集大成者。杨时是将乐人、罗从彦是沙县人、李侗是延平府人，他们三人在历史上曾有“南剑三先生”之称，到了明代中期，时人又把出生于尤溪的朱熹，合称为“延平四贤”，今人则称，闽学四贤。
杨时（－）北宋学者、官吏，祖籍弘农华阴（今陕西华阴东），世居将乐县，自号龟山，字中立，熙宁九年进士。历任徐州、虔州司法，浏阳、余杭、萧山知县瀛州防御推官，无为军判官，荆州府教授，71岁入朝任秘书郎、著作郎、国子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为官政绩卓著，学问渊博，道德高尚，事功气节为后人楷模。杨时一生精研理学，曾为学理学，在29岁时拜程颢为师，41岁时杨时投于程颢的弟弟程颐门下，到洛阳伊川书院学习，此时，他对理学已有相当造诣，但是，他仍然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勤奋好学，他与游酢“程门立雪”的故事成为尊师重道的佳话。杨时尽得二程学说后，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对闽中理学的兴起，建有筚路蓝缕之功，被后人尊为“闽学鼻祖”。
“吾道南矣”之程门立雪
杨时自幼聪颖好学，4岁开始入学，8岁会写文章，15岁己经专心研读经书史籍，到南平邵武读书，成绩优异，很有名气。杨时从小知书达礼，孝敬父母，幼年丧母，哀伤之情不减于成人，后奉事继母，如事其亲母。20岁时（年），杨时被地方官推举赴京参加礼部考试，第二年考试不弟，被补太学生，回到将乐后，在含云寺研究学问、著书，并开馆讲学，24岁（年）中进士，第二年被受为汀州司户参军，29岁（年）被授为徐州司法，他趁北行之便，与同籍浦城的游酢绕道颖昌，拜程颢为师。那时求学的人很多，而杨时后来者居上，学业突出，成为程颢最得意的门生，他与游酢、吕大临、谢良佐被时人称为程门“四大弟子”，后来杨时因事离开颖昌，程颢出门相送，感慨地对家人说“吾道南矣”，意思是说，“我的学说—理学，将要南渡了”。事实上正是如此，杨时成为理学南渡的关健人物，后人颂扬杨时“独推先生之学最纯，先生之道最笃，其上接濂洛之传，下开罗（从彦）、李（侗）、考亭（朱熹）绪者”（见张伯行《杨龟山先生全集序》）。年，杨进赴徐州任司法，在前后的四年中，经常与程颢有书信往来，探讨理学论题，主要的文章有：《寄明道先生问〈春秋〉书》、《与明道先生子二十三郎书》、《与明道先生论〈春秋〉书》以及《庄子解》、《林志宁书》等。年6月底，程颢逝世，杨时闻知，悲痛万分，便在徐州设灵堂，摆灵位，带领学生哭悼，向各处学友发讣告，并亲写悼词《哀明道先生》。
年，在杨时41岁时，被委任瀛州防御推官，不久转任潭州浏阳（今湖南浏阳）知县。5月，杨时赴浏阳途中，不辞劳苦，绕道洛阳，与游酢以师礼拜见程颐，当时程颐正在静坐冥休，杨、游两人恭恭敬敬地站在门廊下等候，这时天寒地冻，大雪纷飞，等程颐醒过来发觉他们的时候，地下的雪己有一尺有余。程颐非常感动，把他们迎进厅去。“程门立雪”这件事，体现出以时谦恭好学、尊敬自己老师的良好的品质，这种品质在当代有道极其重要的精神价值。程颐很为他们诚心求学的精神所感动，更加尽心尽力教授。杨时不负重望，终于学得程门理学的真谛。杨时学成后回到南方继续潜心研究和传播程氏理学，他为了弄清楚张载《西铭》之理，专门写信向程颐请教。他在二程理学和朱熹之间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整理师学，二程遗著流传于世
自二程相续，创立洛以来，洛学便成了奠定宋明理学基础的重要学派之一，然而在北宋时期，因洛学涉及党争，虽然在士大夫中享有崇高的声誉，曾在北宋中后期两度遭到官方的明文严禁，尤其到了宋徽宗时，对于洛学的打击尤为严苛，他禁止程颐讲学，并“尽逐其徒”。杨时置身在这样的局势下，仍然利用自己的影响，整理师学，让二程遗著流传于世。
（一）编篡《河南程氏粹言》
由于当时洛学遭禁，朝廷尽逐程颐的学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洛学学说的传播只能由
散布在各地的弟子间口耳相传。在缺乏可靠的文体记录的情况下，正说之中难免夹杂着异说，杨时忧心“先生语录传之寝广，其间记录颇有失真者”，认为在这样的时候，他作为程门的正统传人之一，有责任对于二程语录“收聚删去重复与其可疑者”，然后与游酢、胡康候以及洛中“朱教授”等曾经当面与闻二程教诲的学者们“候寻便以书询求，异时更相校对”，然后“稍加润色，共成一书”，书名定为《河南程氏粹言》，希望能够借此厘定清楚真正正统的程门之学，使之播扬天下。
在洛学迭逢打击，学生四散的情况下，杨时此举，对保存二程真正学说，保证洛学学者能够在当时的条件得到最为正统的传承，起到重要的作用。
（二）校定《伊川易传》
《伊川易传》是程颐理学思想的代表作，据《伊川年谱》记载，此书成于宋代绍圣年间（-年），当时由于政治环境复杂，此书无法流布，元符三年（年），程颐遇赦回到洛阳，始以此书示门人，随后又由于蔡京为相，程颐学术被禁，此书还是不能见光，直至年蔡京去相，程颐病重，才将《易传》授门人尹焞、张绎。年蔡京复相，程颐之学仍是被禁，无法解禁，尹焞、张绎未能使《易传》流布，同年，程颐便在党祸中悄然离世，不久张绎也随之离世，程颐的《易传》遂散佚。
作为二程的传人杨时，深知《易传》在二程学术中地位，他曾说：“先生道学足为世师，而于《易》尤尽心焉。其微辞妙旨盖有书不能传者。”（《龟山文集》卷二十五《校正伊川〈易传〉后序》）尽管校订《伊川易传》有许多学术上的困难，杨时仍把传布程颐的《易传》视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据《四库全书总目》载杨时校订《伊川易传》的经历：“未几，（张）绎卒，故其书散亡，学者所传无善本。谢显道得其书于京师以示余，错乱重复，几不可读。东归，待次毗陵，乃始校正，去其重复，逾年而始完。”直到政和四年（年），杨时才终于完成这项艰巨的工作，并写了《校正〈伊川易传〉后序》。《伊川易传》正是由于杨时校订后才能广泛流传，后世学人才有机会看到这一理学的经典著作。
（三）整理《二程粹言》
《二程粹言》成书则较完些，它基本上与杨时著的《三经义辨》同时进行的。《二程粹言》是杨时根据他所收集到的二程弟子所记的二程语改写而成的，杨时按类进行归纳，辨别异同，并进行严格的考辨，然后按顺序进行删节和润色，最后成书。全书分为上下两卷，上卷主要辑录二程论道、论学、论书、论政、论事的言论，下卷则是编载二程有关天地、圣贤、君臣、心性、人物的言辞，全书纲举目张，充分反映了二程的思想体系，是二程保存洛学的又一大贡献。
探讨《西铭》，深化“理一分殊”
在二程后学中，杨时是“上接朱泗之传，下衍濂洛之脉”的重要人物，他与程颐探讨《西铭“，推阐深化程门的“理一分殊”的思想，在程颐逝世后，他整理师学，让二程遗著流传于世，很好的继承和传扬了洛学，为洛学南渡，成为闽学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张载的《西铭》是儒学的经典文献之一，这篇铭文只有余字，其主要的内容讲，在宇宙中，天地人混然共处，宇宙好比是一个家庭，天地是其中的父母，人是其中的儿女。人作为大家庭的成员，其本性是由天地之性所构成的。从人作为天地的儿女和万物共性的角度讲，人人都应该把他人看作自己的同胞，把万物看作自己的同类，从而普爱众生，泛爱万物；从天地作为人的父母的角度来讲，人人都应该孝敬天，如同孝敬自己的父母一样。这些都是大家庭成员应该担负的责任和义务。既然履行义务符合自己的本性，那么人人都应该通过“穷神知化“、存心养性”的方法，致力于道德修养，不论富贵贫贱，都应乐天知命，活着一天，尽一天孝道，直到问心无愧地死去。《西铭》为人们安身立命之道的确立构筑了一个共有的精神家园，而且为社会理想蓝图的构建提供了一个弘阔的境界。
《西铭》里的万物一体仁道精神与程颢所追求的“仁者浑然与物同体”精神暗合，因此程颢对《西铭》推崇备至。相对于张载和程颢，程颐还提出了“理一分殊”的评论。杨时很早接触了《西铭》，并有了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他在向程颐请教《西铭》的信中，表述了两个观点：一，杨时认为《西铭》是“发明圣人微意至深”，对《西铭》很推崇，但他认为《西铭》主要讲是“仁之体”，存在“言体不及用”的问题，担心《西铭》流于兼爱，进而导致“无父的弊端”；二、杨时认为将“仁之用”阐明清楚是很有必要的，认为只有体用兼明，后学才“不至于流荡”。在答复杨时的书信中，程颐明确提出了“理一分殊”的命题。但由于程颐用语过于简洁精练，杨时疑其师近于墨家的兼爱之学，与程颐进行多次辩论，把《西铭》与《墨子》进行对比，并对“理一分殊”进行了详细深化的探讨。杨时强调“分殊”的合理性，“理一”和“分殊”是统一的。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理一分殊”在形式上是体用统一的，不能分离的。其次，在内容上，又是仁义的统一。
杨时的“理一分殊”的深化，不仅仅完成了“仁道”精神与伦常规范的结合，更重要的是，它还为传统社会的伦理道德规范作了本体的论证。
著书立说，丰富发展了二程学说
北宋理学的几位大师，传世的著作比较少，周敦颐作为开理学的一代文宗，仅留下《易通书》和《太极图说》两种，而程颢、程颐兄弟也很少有著作传世，仅有《伊川易传》一书传世，除此之外，便只有其门人弟子编篡的语录了。程颐曾告诫杨时：“勿好著书，著书则多言，多言则害道”，这也许是北宋理学大师的共识吧，然而作为尊师重道的杨时，这点却没有听从伊川先生的话，自得二程正统之学后，毕生致力于明道、传道、卫道，力图清除各种“异端”“邪说”对传统儒学的影响，一生著述不倦。
杨时除了注重对二程著著与语录的整理编篡之外，据《宋史.艺文志》、吕本中的《杨龟山先生行状》以及清人沈函所编的《杨龟山年谱》记载，杨时的著作有：《礼义解义》、《列子解》、《庄子解》、《周易解义》、《论语解》、《中庸解》、《书解》、《孟子义》、《三经义辨》、《目录论》、《辨字说》等著作，另有后人为其编定的《杨龟山全集》（共42卷）传世，可见杨时著述之丰，较之前的理学家是绝无仅有的。杨时的大量著作，一方面用于在南方宣扬、普及孔孟儒学思想；另一方面则阐发了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之道的“真谛”，由二程、杨时等开始，其后再经闽中其他理学家的共同努力，到朱熹集诸儒之大成，终于建立起一个广大精微的更富思辨性的理学思想体系，从而大发展和提高了我国传统儒学的思想水平。
讲学授徒，培养弟子千人
杨时在24岁中进士后，历任徐州、虔州司法，浏阳、余杭、萧山知县瀛州防御推官，无为军判官，荆州府教授，71岁入朝任秘书郎、著作郎、国子祭酒、工部侍郎、龙图阁直学士等官职，但杨时一生不求闻达，他主要的活动是探求并传播理学，是上承二程洛学，下开福建闽学的理学家，被称为“闽学的鼻祖”。
杨时一生大部分时间主要在我国东南地区游历讲学。在其22至23岁（-年），由于考试不弟，回乡居将乐时，在其小时候读书处将乐含云寺研究学问、著述、讲学，授《礼记讲义》，深受将乐学子的喜爱。24岁中进士后，杨时辗转东南各地为官，并结识多人，与常州知名学者邹浩及曾任过北宋宰相的李纲非常友善。杨时既有讲学之需，也有讲学之能，他投师二程，不但学到了理学的真谛，而且有许多理学的著作，对孟子、庄子、列子以及春秋、西铭、周易、中书、中庸等经典著作都有自己的的学术思想和主张。他既为学也为官，曾做过多任地方官，有经邦济世的体验，因此，他讲学深透，真正能达到传道、授业、解惑的目的，深受士子的喜欢。在荆南、浏阳、余杭、萧山、常州、慈溪、福建将乐等地都留下了他讲学的足迹，其中尤以萧山、常州毗陵（今江苏无锡）讲学为盛。清代的张伯行在《龟山集序》中说，“自先生官萧山，道日盛，学日彰，时从游千余人，讲述不缀，四方之士，尊重先生也至矣。”由此可想，杨时当年在东南收徒授学的盛况。
杨时从政和元年（年）初寓常州，至建炎三年（年）离开常州、无锡，返归故里将乐，前后在常州、无锡讲学达18年之久。常州无锡的东林书院为杨时所创，明刘元珍在《东林志序》中说：“东林之有书院，以明道也。龟山杨先生（杨时）创起于前，泾阳顾先生（顾宪成）继于后也。”杨时在东林书院讲学十多年，造就了许多人才。杨时也因讲学功绩深受世人的景仰，许多他讲过学的地方都立有纪念他的祠堂。
长年讲学，杨时的学生众多，著名的有陈渊、吕本中、罗从彦、张九成、胡寅、胡宏、刘勉之等人，尤其是罗从彦独得他不传之秘，成为道南第二人。他的弟子还有不少人成为学术界的名流，影响很大，全望祖和黄百家在《宋元学案》还为其不少弟子列有学案，并评价道：“二程得孟子不传之秘于遗经，以倡天下。而升堂睹奥，号称高第者，游、杨、尹、谢、吕其最也。顾诸子各有所传，而独龟山之后，三传而有朱子，使此其道大光，衣被天下，则道南目送之语，不可谓非前谶也。”（《宋元学案》卷二十五，《龟山学案》第二册）。杨时讲学授徒功绩的确卓然昭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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